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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春节牧函

发表时间:12-01-12 来自: 作者:金鲁贤 主教  点击次数:6625

徐光启

——一位适合任何时代的人

各位神父、修女、修士、教友

2012年是普世教会的福传年,也是我们上海教区的开教先驱徐光启诞辰450周年作为徐光启的一个老粉丝,年前我曾写过一个牧函,现又写这第二个牧函,和大家分享我这几年学习徐光启的几点感受,希望大家都能重视他纪念他宣传他,以他为榜样来上海教区的福传出力,同时也恳请他为我们教区的牧灵福传工作转求天主。

适合任何世代的人

台北光启社和江苏电视台合作录制过一部大型纪录片《徐光启》我注意到其英文标题是:A Man for All Seasons当时觉得这个题名太传神了,因为这曾经是人们对英国圣人多玛斯·莫尔(1477-1535)的颂扬,多斯·莫尔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人文主义者,在亨利八世的时候殉道。当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他的好朋友荷兰天主教神学家伊拉斯谟称他是a Man for all seasons,一个适合任何世代的人。

是什么品质让人将徐光启比作圣多玛斯·莫尔莫尔和徐光启一样均曾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他们都不喜权术,不善营私,看淡官场的升迁莫尔对羡慕他职位的人说:如果我的人头可以换一座法国的城池,那么,国王准会让我的人头落地;徐光启坚辞阉党为拉拢他而封的官爵,从不趋炎附势,结党舞弊。他们在其位,谋其政,体恤民众莫尔看到资本积累过程中人民的苦难,揭露圈地运动中“羊吃人”的血腥,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著作;而徐光启看到天灾人祸带给人民的苦难,试图用科技救民,给我们留下诸多不朽的科学篇章他们在乱世虐政中坚守良心为了教会的益处,莫尔拒绝宣誓承认亨利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宁可入狱乃至受死也不要自由;徐光启在教难来临的时候,毅然上书为传教士和自己的信仰辩护并以自己身家性命担保他们智力超群但是从不恃才傲物;他们天性温和,热爱家庭,生活简朴,爱好友谊,信仰虔诚。生前,他们备受人民的尊敬嗣后经年他们的价值仍然不断被发现。直到今日,莫尔还是一个受社会不同阵营所推崇的人,教会高度肯定他的圣德,1886年列他为真福,1935年列他为圣人而共产主义阵营将他的《乌托邦》看作是共产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来源徐光启也是如此,人民高度评价他那种爱国爱民、清正廉洁、刚正不阿、追求真理的品质,将它视作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徐光启去世近380年以来这种评价一直没有改变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从推崇 “德先生” (民主)、“赛先生”(科学) 和“反对基督教”运动 ,到传统价值遭到质疑的后现代运动,徐光启的形象在国人的心目不仅巍然不倒,反倒日益丰满高大起来, 从“爱国爱民的科学家”,到现在的“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社会各界没有忘记徐光启…… 多玛斯·莫尔在百年前被列为圣人,徐光启亦是当之无愧的呀!

我还联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要把a Man for all seasons翻译成中文,直译就是“一个四季之人”,“一个适合任何时节(任何世代)的人”,如果意译,那就是“不倒翁”,“常青树”等,然而,“不倒翁”在中国文化中有贬意,指的是处事圆滑八面玲珑运筹官场长保权势的人而“常青树”则指那种稳健博大,具有历久弥新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侧重了精神性的层面但得在前面加上限定词“××常青树”才能使用那么,徐光启最适切的就是“科学界的常青树”和“教会常青树”。

科学界的常青树

我在上封牧函中已经介绍过徐光启的科学贡献,当时有一个感想,世人往往将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只说他作为科学家的科学贡献回避他的信仰。然而,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徐光启自己从来没有把科学与宗教信仰对立起来不仅如此,他在领洗入教之后反而更加热切地追求科学成绩也更为显著这非常值得我们教友深思。

人们往往认为科学是道德中立的,是客观的,然而一种没有社会道德和伦理良知的科技会沦为杀人工具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合成氨的发明人哈伯,在一战期间为德国制造了毒气弹为了蝇头小利,那些科技人员可为不法厂商提供各类足以致命的添加剂。科技应该以人为本,承担社会责任徐光启的科学实践是以人为本的,是充满忧国忧民的责任心的,他的科学精神在现代社会尤为可贵。他提倡“实学”就是因为农事、水利、数学、天文、兵法、屯盐、工艺等“实学”,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之所以在农学方面成绩最大,因为那是“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他说自己每次听到“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就会尽量去收集育种总结经验并推广希望人民因之受益不再饿肚子。比如托人从福建三次带来蕃薯作种钻研蕃薯往北种植的各种技术,推广种植,是因为它易栽培且高产“足以活人者多矣”。他对棉花种植和蚕茧养殖的技术总结,也是看到纺织是江南家庭重要的生计来源。他研究在滩地种植木棉的技术是为官盐军队烧饭的灶民忧心因为海水变淡,他们生产困顿种植木棉可以解决灶民的生活问题 他将水稻引入中国北方,他改良诸多种作物的种植方式,总结经验撰写了六十卷的中国最著名的两本农学著作之一《农政全书》为提高农产量和农作技术提供指导据统计,他一生涉足的科学门类共有农业、军事、天文、气象、水利、建筑、机械制造、测量、制图、医学、音乐和会计等十二个子目,他的每一项研究都是从造福人民的责任感下进行的可以说,正是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为徐光启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领域和主题。

徐光启的科学研究中还有一种超性的责任感徐光启和传教士接触之后,开始了他“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科学传播过程在徐光启和利玛窦的时代,自然科学还没有和神学分离它们浑然一体都是人们荣耀天主的方式。正因为如此,徐光启将利玛窦的学问分为三种,从大到小分别是修身事天之学(相当于形上学伦理学和神学等)格物穷理之学(物理学)象数之学(算术几何及其它科技)。不过,传教士们在传教中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利玛窦认为,象数之学对于中国有帮助,可以“富国足民,代天养民”,因此,他和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而熊三拔认为,对实学的关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拯救灵魂转移到低下的“器学”,对传教没有帮助,因此一开始徐光启提议翻译《泰西水法》的时候,他是有保留意见的为了说服熊三拔徐光启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那就是科学也是善工科学不仅仅 “代天养民”还激起人们对仁义的追求它虽然属于“小”学但人们可以由小见大看见天主更重要的是科学和宗教是天主救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正如我们在哀矜的时候,有形哀矜和神哀矜一样科学拯救身体,宗教拯救人灵,身体和灵魂不可分。因此,科学追求也是一个人的美好德行的一部分,可以为天主见证。

教会的常青树

徐光启为人稳健务实,智力超群,信仰坚定。利玛窦神父在世的时候非常欣赏徐光启的学识及品德,在日记中赞美徐光启,说他“天资美好,秉性善良”,“注定了要他美饰这个初生的教会”,他欣赏徐光启,答应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科学著作,利玛窦口传,徐光启笔录,两人从1605年开始共同翻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对中国近代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个文化传教的典范。在教务的事情上,利玛窦也尊重徐光启的意见,徐光启认为不行的事情,就不办,比如当时利玛窦想通过结交宦官得到长住北京的许可,徐光启反对,认为结交宦官,就卷入了派系纠纷,不利于传教。1605年耶稣会神父欲在北京购置新居建堂(即南堂)的事情,应邀前去商量的几位中国人中就有徐光启。

在同誉为明末中国天主教三柱石的三大儒者中,徐光启是当之无愧的教会领袖。曾任耶稣会东方巡视员范礼安的助手、葡萄牙人陆若汉神父于1615年前后访问中国,之后写信向总会长报告说,在与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交流之后,发现三人中只有徐光启的信仰理解比较正确。也难怪在礼仪之争的时候,争论双方的耶稣会和多明我会、方济士们都引徐光启的著说为自己辩护。利玛窦去世之后,教会历经各种风波的打击,徐光启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新生的教会。1616年,明朝的陪都南京出现了士大夫对天主教的迫害,史称“南京教案”。徐光启给皇帝写去著名的《辩学章疏》以身家性命为传教士担保。当形势无法改变的时候,徐光启令教友保护北京利玛窦墓地,吩咐上海家人收拾房屋给避难的传教士居住,他是当时传教士最大的保护人渐渐地在中国天主教很多重大事件中,教友们都推举徐光启代表,去起草发表教会的声明或文件,比如推举他回当时伯辣民枢机主教致中国全体教友的信。

徐光启的身上具有天主特别的恩宠。还没领洗的时候,他曾做过一个异梦:梦见进入一个大殿,里面有三个小堂,其中两个有圣像,一个无像,有声音提醒他向圣像敬拜……直至三年后罗如望神父将公教要讲解给他听的时候,徐光启才恍然大悟,知道天主早已将真理默示给他,当夜他挑灯夜读,把从罗神父那里带回的书全看完,欣喜不已,惊叹“平生善疑,而今日已无疑”,要求神父给他领洗,又经过一个星期的要理学习,他平安地领了洗。他的亲人们也随之一一奉教。

徐光启的信仰真实坚定生活圣洁而虔诚从入教到临终他恪守教会圣事宗教生活从无懈怠。在北京,他的住处和圣堂之间有一条通道,即便是朝政繁忙的时候,他也不忘每天抽出时间做祈祷文献说,徐光启恭敬圣体,有时领圣体时竟忍不住流下泪。他凡事仰望祈求天主,他每次离开家、探亲访友,都会在圣像前祈祷,祈求天主提醒他不忘作为教友的责任。他也不断苦工,经常守大斋,穿苦衣打苦鞭,苦身克欲。临终前一个月,他安排好工作,专事崇修,一个月内告解三次。前来探望他的官员,无论奉不奉教,看到他的床上放着圣牌、念珠、苦衣和鞭子,都非常感动。

作为教友楷模,徐光启热心福传。首先,他主动装备自己,在耶稣会士的指导下,按照依纳爵的“神操”做避静;他发现庄稼多、工人少,神父们写的教理小册子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就不断鼓励神父们多撰写传教文字,甚至帮助神父校订、誊写书稿,尽管这项工作完全可以雇文书帮忙。当他发现神父过分繁忙,分身无术,他就努力学习拉丁文的发音,承担起传教先生的责任。虽然没有确实记录徐光启领多少人信教,但是因他皈依的人数真不少:1608年请郭居静赴上海开教时,不到两月,领洗者有50人,不到两年,共约200人领洗,这些人大多由徐光启劝化预备;1622-1623年回上海居住时,他请毕方济从北京到上海,这年因徐光启劝化领洗的人数有120而毕方济这年还在松江为一家90人授洗,同时有秀才25人入教数月后,又为89人授洗,之后又在附近一小村中为12人授洗受他影响而皈依的著名人士很多,山西绛县上海嘉定、松江等地的开教者都是受徐光启影响的学生或亲眷,还有另外一些人则在朝廷部门担任官职,为信仰了美好的见证,为圣教传播提供便利。

徐光启真是一个爱人如己的典范。他敬爱神父,邀请郭居静来上海开教时,他派他的儿子乘船溯江而上去陪护,然后亲自乘船迎接,又买房送给神父;罗如望神父去世,他服孝一年,因为他在罗神父那里领洗。徐光启对身份比自己低的普通教友也十分敬,在弥撒或其宗教场合,总是邀请几位教友和他坐在一起,这些人“极为尊敬他的崇高地位和尊严,简直看都不敢看他”。不仅如此,他对那些诬陷中伤自己的人,不记仇,不报复,良善之德,火候功深。徐光启待人仁慈,常常用自己的钱财给病人、在监者、年老者派发救济,人们称他为穷人的“共父”。大家都知道他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几两银子,几件旧衣服,其它就是书稿,然而,有一个学者对他最后一年的收入进行过统计:仅皇帝赏赐的就有白银100两、钱4000贯,保守地算相当于现在41万美金,250多万人民币,还有8匹绢丝!他的儿子徐骥给父亲写的传记中说:自己的父亲不但“于物无所好”,而且宅心宽厚,看到别人生活艰难,“有求不忍辞,必曲为捐助”。

早期传教士们称赞说:“他是一个罕有的虔诚和生活圣洁的典范,教徒们都效仿他,外教人都钦佩他,评价说,还有任何人徐保禄一样圣洁吗?”(“保禄”是徐光启的洗名,后来也有人称他为“徐上海”)。他死后,罗马的耶稣会总长命令全世界的会士为他献弥撒三台,纪念这位圣洁的教友,教会的恩人。在他去世300周年的时候,曾任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当时已成为本笃会士的陆徵祥给中国的主教写信,要求推动徐光启列品。上海教区惠济良主教慨然应许,令教区的公教进行会奉他为主保,同时还准印经文:“救赎万民之天主,曾赐尔仆徐保禄既虔诚敬主,复尽忠圣教,热心救人灵魂,恳求尔赐彼荣登圣品,俾中华全国人民及早归化。亚孟。”规定念此经文可获50日大赦。 著名爱国老人马相伯也曾积极推动徐光启的列品事,他曾作《求为徐上海列品诵》。在纪念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的时候,教宗本笃十六世明确地说:“对利玛窦神父的钦佩,不应使人忘记那些中国人的角色及影响。……他们中的首位及最著名的就是生于上海徐光启。他是学者、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农业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朝廷的一品大官,为人正直,虔诚信仰天主教,终身服务国家,为官廉政治学严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举个例子,正是他说服并帮助利玛窦神父把欧几里的《几何原本》——一部几何学的基础课本翻译成中文,也是他向皇帝极力举荐精通天文学的耶稣会士并委托他们改革中国历法”……我们教会没有忘记徐光启。

天主教上海教区的丰富遗产

徐光启在中国人民心中有特别的地位,在普世教会有特别的意义,他在上海文化史上也具有特别的地位,他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奇组合:死后墓地既有朝廷追封加谥,也有教会的拉丁文碑铭和十字架;他的墓地发展出来的徐家汇,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传播中心。有人称他预表着上海文化的那种开放变通、中西汇聚的特征和视野:机灵,随和,勤奋,开明,精通传统文化,现实社会也周旋得开,而且心灵门户敢于向陌生的世界文明开放,吸取并自然地融入自己的人生。我还要进一步说,徐光启是上海教区的奠基者和开创者,饮水思源,他丰沛的德表也在我们教区留下了地域特色。

首先,徐光启是信仰本地化的探索者。如果说“利玛窦神父是宣讲福音及与本地文化对话最成功的一例,成为在清晰的教义与谨慎的牧灵工作之间掌握中庸之道的典范”(现教宗语),那么徐光启既是利玛窦的文化对话的重要伙伴,也是文化对话结果的坚定不移的执行者。1607年他的父亲徐思诚去世,徐光启与利玛窦及其他神父们仔细商议丧礼议程,把不符合基督教信仰的礼仪全部放弃,只保留了中国儒家的缅怀先祖的古礼,隆重新颖的葬礼在信徒和非信徒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了移风易俗、传播信仰的作用,是礼仪本地化的最初尝试。利玛窦去世之后,耶稣会的长上明确要求在华耶稣会的负责人龙华民神父,遇事要征求徐光启和其他信教士绅的意见,尊重“利玛窦规矩”,然而很多神父过于乐观地估计形势,盖大教堂,高调聚会,刺激仇教者的情绪,引发教难。

中国教会初期风雨飘摇,徐光启的护教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他坚持“利玛窦规矩”,尊重中国文化,谨慎行事,保全教会。1622年在沪居住时,他要求同行的毕方济神父,不要做大规模的教徒聚会,而要分批轮流望弥撒,领圣体。1626-1627年再次在沪居住时期,从南京被逐出,经过松江,最后匿居在徐家的李玛诺和黎宁石神父,受到松江知府的通缉,准备投案,当庭为教会申辩。徐光启则主张,正面冲突会激发更大的仇教情绪,引发教难,对教会整体发展没有好处,顺其自然,仇教情绪自然平息,因此派儿子秘密将传教士送到杭州杨廷筠家躲避,不久事态果然平息。之后的潘国光神父1637年到上海传教)深谙此精神,善于变通,适应当时的社会俗,赢得各级地方官员的好感,并得到他们的特别保护,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历数次教难后,上海教会所受的影响小,教会生存空间大,教友信仰基础好,禁教结束后很快就能复兴。

当然,徐光启脾气温和,善于变通,并不意味着他容易在信仰上妥协,或者福传教务上没有进取精神。教难中上疏据理力争,阐释公教真理,努力通过合法渠道护教,以身家性命担保,这样的信仰怎能是妥协的信仰在外界环境恶劣无法作为的情况下,他对自己和家人的信仰生活提出高要求,告诫儿子“教中事切要用心”,发现孙辈有拜偶像的情形,即严令制止,并规定将再犯者逐出家门。一旦社会环境许可,他就为教会争取利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安排传教士,给他们合法地位,从而保障他们的传教工作,比如他安排毕方济到南京协助修历,从而恢复了教难后的南京教务;安排李天经教友接管历局,推荐耶稣会士们进北京的历局工作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各等耶稣会士先后进入历局,为下一代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淡定做人,低调做事。我前面说过,徐光启是爱人如己的楷模,他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谨守神贫之德,然而对于教会和有需要的人总是慷慨解囊。徐家世孙记载说,徐光启所得俸禄,一份留给家用,一份献给天主。崇祯元年(1628年)官复原职,他还兼任宫廷的日讲官,徐光启把日讲官的报酬分为三份一份济贫一份给监犯一份供给在京的教士,当时京城很多教友也效仿徐光启向教会捐赠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最早的善会

按照文献记载,我们可以认为,徐光启极有经商的头脑,以及大规模种植生产的经营能力,现存有多封家信是关于作物或蚕的选种问题的,指导家人在市场竞争中占优势;1613年后,他在天津用很低的价格,买荒地屯田500亩,试种水稻等作物,虽然头一年没有像样的收成,但很快成功,和佃农四六分成;在浦东,他有一批佃农开垦淤积的新地(这里我还想大胆地猜测徐光启的农庄别业都是特别的传教基地,徐光启和其他的地主不同,不仅佃农的生活得到特别的关注,佃农的灵性也得到特别的滋养,因此,徐光启佃农的聚集地金家巷和张家楼才成为重要的会口)明朝官员的俸禄不高,但是皇上给徐光启的赏银不少,不过他临终的时候,“囊无余资”,千金散尽,他的“花销”真大——大部分都用在教会和慈善上,他的儿子说,父亲帮助他人的数目,甚至家人都不清楚,因为“未尝一一与家人言”。

在徐光启的榜样下,他的家人对教会都非常慷慨,如四孙女玛尔弟纳出资造了“敬一堂”(我要特别祈祷该堂能早日归还教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个孙女甘大,她效仿先祖的德表,全力支持神父组织各种善会,并出售自己绣品为穷人筹钱,上海的各类善会和仁爱救助工作在这个时期制度化:教会除了定期的宗教活动,如望弥撒、讲道理之外,还热切地开展慈善事业,救助疾病患者和贫穷者。上海教会服务穷人、形神哀矜并重的传统,和徐光启的感召分不开。

我虽然不敢说这些传统现在已经在上海教区完整地实践出来了,但是我们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五、结语

2012年是徐光启诞辰450周年,也是利玛窦诞辰460周年2013年是徐光启去世380周年。 我呼吁教友们能在这两个特别的年份,多了解徐光启。政府和学界将这个爱国爱民的科学家、政治家看是“城市的名片”,各级地方部门修复了和他有关的文物古迹。

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去参观这些地方。当你们在徐光启纪念馆看到“科学先驱”、“道德楷模科学先师”等颂扬的时候,更要看到徐光启科学精神背后的道德和超性驱动力。能效仿他的科学理性精神,在各行各业兢兢业业,做出成绩,为天主作证。

我也希望大家学习他的信德和爱德,在世俗化的大潮中保守信德,行出爱德,更活出望德。做好自己的灵修,建立和天主深刻的关系,同时也能积极参加教会的福传工作,支持光启的文字福传工作,支持教区光启社会服务中心的工作,关心周围的年迈者、农民工和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更重要的是,有教友在患重病时,你们要让徐光启转求,早日发圣迹,以求罗马教宗能列他为中国的第一个精修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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