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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颂》

发表时间:11-02-03 来自: 作者:上海教区 金鲁贤主教  点击次数:4058

 在天利玛窦和徐光启与无数传教士,请为我们祈祷!

各位神父、修女、修士、教友:

    明年,2010511日是伟大的中国宗徒利玛窦神父逝世四百周年,普世教会将以不同的形式纪念这位伟人,我们中国教会,尤其上海教区,更应隆重纪念他、效法他,并恳请他为中国教会转求天主。为了使教友们了解他,我特写此牧函。

    我们都知道东亚宗徒圣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时,因不断听说中国幅员如何辽阔、文化如何高深、人民如何众多、科学如何发达、道德如何高尚,就此想到中国传教。他知道大明帝国门禁森严,不准任何外人入境。但他认为凭自己的身份:罗马教宗的钦使;凭自己的学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精通文哲诸学;凭自己的经验:几年中走遍东亚诸多国家,定能凭勇气,一人去叩门闯关,进入中国,履行传播福音的神圣事业。他搭乘了葡萄牙人的商船来到了距离广州只34里的上川岛,独自一人居住在茅屋内,等待机会进入我国。尽管有人去岛上看他,但无人肯冒砍头的生命危险把他偷偷地带入国境。方济各被抛弃了,病倒了,饥寒交迫,发高烧不能进食;只有名叫安多尼的仆人尚没有离开他,留守在他身边。他昏迷不醒、喃喃自语,安多尼只听到圣人在呼号天主圣三和圣母玛利亚之名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死在1552122日和3日之间,年仅47岁。“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方济各失败了吗?方济各的事业未能成功,似乎失败了。然而天主的救恩计划是不会失败的,就在这一年,在万里之外的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一个姓利奇(RICCI)的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儿。“利奇”原意是富有的,但这家并不富有,家长名洗者若翰,是名药剂师。新生婴儿洗名玛窦,是长子,后他出生的有四个妹妹,八个弟弟,他是一个多子女家庭的长子,父母对他抱有厚望。|

    玛窦自幼在耶稣会办的学校里读书,16岁中学毕业后去罗马上大学,学法律。在大学时,他参加了圣母会,恭敬圣母。三年后,玛窦19岁,父亲希望他早日学成赚钱,分担养家的责任。正当毕业之际,他感到天主的召叫,决意加入耶稣会。他写信通知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原以为玛窦就可工作,分担支撑这个多子女的家庭;他得到信息后大为失望,心急如焚,策马奔向罗马,企图阻止其长子弃家修道的志愿。途中他突然患了重病,卧在旅舍中。他认为这是天主暗示他不应阻止其子的修道,于是改变主意折回家乡。利玛窦得到耶稣会副总长热罗尼莫•那达尔(JERONIMO NADAL)的批准后,于1571815日圣母升天瞻礼日进入初学院。他的初学导师姓范礼安,名亚历山大(ALESSANDRO VALIGNANI)。范神父长利玛窦14岁,但进耶稣会才只有四年,就被任命为初学导师,可见其德才。会士们都知道初学导师的重要性,他们与初学生朝夕相处,身教言教,手把手地教授神修学,解释修会的会宪和会规,尤其领导他们做三十天的依纳爵神操;使他们领会本会的神恩、本会的精神,使他们热爱本会,终身忠贞于本会。在范礼安神父的辛勤教导之下,利玛窦深深领会依纳爵精神。他深信耶稣会的核心思想是爱,爱天主,爱近人,爱本会兄弟,爱尚未认识天主的人。他学会如何分析分辨问题和身体力行愈显主荣的原则,什么地方更光荣天主就去,知道什么事情更光荣天主就做。愈显主荣深深刻在他心中,指引着他一生。他又牢记着依纳爵的一个工作准则,即在着手进行前先祈祷,求天主圣神指引帮助;在下定决心进行时,一心一意投入,想方设法,按步进行,自己一人奋斗,或团结他人,好似没有天主一样;在进程中,不求天主干预发灵迹;而等事情办成后,就感谢天主、忘记自己,决不偷天之功以为己功而夸耀自己。

    两年初学,导师认为他合格,由会长批准发初愿。利玛窦修士进入当时称为罗马公学(即今日额我略大学前身)学习。名师出高徒,罗马公学名师云集,当时最著名的有三位:一名为克拉维乌(CRISTOFORO CLAVIO),他是天文学和数学专家,人称他为16世纪的欧几里得(欧氏乃古希腊的名数学家),第二名为阿夸维法(CLAUDIO AQUAVIVA),他后来成了耶稣会的第四任总长。他支持范、利的传教方针。第三名由于博学多才,后被升为枢机,死后册封为圣人,此后列入教会大圣师之行列,即伯拉民(BELLARMINO)。

    青年玛窦天资聪颖,好学不倦,知一反三,从天文学学历法,学地理,又在课余好钻研机械力学。他心灵手巧,一学就会,自能仿制。他酷爱音乐,能作曲,能奏多种乐器,并能修乐器。他的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真是奇才。青年玛窦,好奇又好学,积累许多知识,他并没有想到将来派到大用处。|

    15775月,耶稣会负责东方传教事业的神父,回罗马述职,同时招募志愿去东方传教的青年会士。利玛窦去报了名,并被选中。他中断了罗马大学的学业,去葡萄牙的科因布拉(COIMBRA)大学,等候去东方的机会。在该大学内,他认识了著名的神学家类思•莫利那(LUIS MOLINA, 此人主要致力于协调天主圣宠的威力与人的自由意志。成熟后的利玛窦,在中国也不断探讨这个问题。出发的日子到了,1578329日利玛窦与另三位意大利会士以及其他国籍的10名会士,统共14人,登上了由葡京里斯本起航的帆船。利玛窦时年26岁,只是修士,尚未圣为神父。同行中另有巴范济(FRANCESCO PASIO)与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后来此两人比利玛窦早进入中国。

    航行约半年(我在称颂圣方济各•沙勿略的牧函中的第1112页,略述当时旅行之辛苦,恕不重复),他们于15789 13日到达果阿(G0A)。果阿位于印度西南部,是天然良港,附近海口风平浪静,气候宜人,土地肥沃,鸟语花香,居民善良,葡国占果阿为己有,使之成为一个军事基地和欧亚贸易中心。果阿耶稣会省长欢迎新到的传教志愿者,由于利玛窦当时只是名修士,就令他在当地神学院继续念神学两年。1580726日接受铎品,时年29岁。

    圣神父后,省会长派他在果阿的中学教拉丁文和数学。利玛窦当然服从,然而他来到亚洲不是为了在一块葡萄牙殖民地上为葡人子弟服务,他心向往的是去中国传播福音。和他同船到达果阿的罗明坚神父已于1579年被派到澳门读汉语,准备进入中国,另一同伴巴范济也于1582年到了澳门。

     罗明坚到了澳门,住在耶稣会院,会院就在海滨,推窗一望,遥见中国大陆,他心想,他和巴范济两人怎能担负起在大陆中国的福传工作,必须加强队伍。他马上想到同船到印度的利玛窦,立即写信向当时耶稣会东方巡视员范礼安神父申请把利玛窦调来。范公曾是利玛窦的初学导师,很赏识利玛窦,立即批准。利玛窦接到调令,喜出望外,迅速作好准备,于15824月乘船离开果阿,经马六甲(MALACCA)上岸,换船继续前行,终于87日到达澳门。去接他的罗明坚发现他患了重病,骨瘦如柴,领他到会院静养。|

     负责东亚传教的范礼安对前来传教的会士以书面形式作出重要指示,会士必须严格遵守。 指示内容丰富,但主要有三点:(一)传教准备时期必须用功学习当地语言。这点和过去传教士不同;此前凡来传教者,心急如焚,马上上街宣讲,不会语言就用翻译,俗称教理先生。方济各•沙勿略就这样,他走遍东亚许多国家,凡到一处,就上街,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摇铃,人群——尤其小儿——围上来时,就讲要理,讲一句由随行者翻译。范礼安坚持要传教士先花一到二年时间学习当地语言,这是创新。(二)到达一个国家或地区,必须先了解其风俗习惯,并尊重之,不可忽视,更不准藐视。(三)到一国就争取成为该国人,到中国必须争取成为中国人,说中国话,遵守中国人的规矩,衣着饮食随从中国人。范公是位先知性的伟人,他的思想与他之后三百多年的梵二精神相符合。他强调传教士决不可让新奉教者失去中国人的身份而变为外国人。这点和过去的传教士大不相同。西班牙、葡萄牙传教士劝化一个当地人,就要他放弃原姓氏,并给他一个西班牙或葡萄牙人的名字。至今许多印度籍或菲律宾籍的教友,仍有西班牙或葡萄牙姓名。

    利玛窦到了澳门后就用心阅读范公的指示,再三诵读,全心接受,终身奉行。范公也器重利玛窦,重用利玛窦。利玛窦踏进了中国境内,尤其进入中国的上层社会后,不断向范公请示汇报,不时提出申请。范公总是训勉有加,有求必应。范公知道中国传教区逐渐扩大,必须大力支持。利玛窦要求增加会员,增加经费,需要建造圣堂会院,需要得到大臣官员的好感,以便自由传教,范公也知道中国官场上的潜规则,以礼铺路,所以利玛窦要人范公就给人;利玛窦要钱就给钱;利玛窦要礼品,就想法从欧洲购买礼品。范氏又放权任命他为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如果没有范公就没有后来成名的利玛窦。|

    利玛窦全心学习汉文,这是很艰辛的工作,汉文不是拼音文字,不像欧洲语言只有二十几个字母,而是一个字一个样。学习汉语,必须记住几千个甚至上万个方块字。汉语又基本上是单音的,可是同一个音有几个或是几十个不同的字,含义不同。利玛窦写给欧洲友人信上说:“同一个音MA,就有‘吗’、‘麻’、 ‘玛’、‘骂’等含义,必须写出来,而且一个音又有四声区别,真是难上加难。”

    正当利玛窦埋头学中文时,有了进入中国境内的机会。明代中国闭关自守,禁止外国人入境。外国人要与中国做生意,明政府特许每年开两次广交会。开会时外国人可来中国和中国商人做生意,但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外国人早上上岸,晚上必须回船上,不准在广州域内过夜。罗明坚和巴范济利用广交会和葡萄牙商人一起去广州。他们两人毅然去见广州官员说自己是教士,每天有宗教功课做,如果每天从海上走来晚上回船,神业功课不能完成了,求官员破格准他们留在广州过夜,官员听他们一口流利的官话,加上彬彬有礼的态度,就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但广交会有期限,一旦结束,他们和外国商人一概撤退,罗明坚和巴范济两人仍回澳门。

    明代两广总督府设在肇庆。当时总督名陈瑞,此人为人狡猾而又贪婪,但消息灵通。有人报告他有传教士携有自鸣钟到澳门,他就传谕罗神父去肇庆见他。

    15821218日,罗明坚神父与巴范济神父带了一位修士和几名中国青年自澳门动身,于1227日到达肇庆,向陈瑞献上自鸣钟。总督大悦,允许他们留在肇庆,住在东门一所佛寺内。罗神父修了一所小圣堂并在祭台上刻“天主”两个大字,这是耶稣会在中国的第一所会院。罗神父晋谒许多官员,其中提督对他们特别友好,向他们说:“你们是出家人,穿着应像出家人,我们中国出家人穿僧服,以后穿僧服吧!民众一见就会尊敬你们。”他们接受了这个意见。不久有御史向皇帝上书弹劾他,皇帝下诏免除陈瑞之职。陈下台后新总督上任,下令驱逐外国人。罗、范两人被迫返回澳门。此后巴范济神父被派往日本传教。|

    利玛窦到了澳门知道自己快要达到目的,心情愉快,一直多病的身体,逐渐结实起来,不再生病。他全心投入准备工作,首先学习汉语,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很快认识了几千个中国字。他能讲,能和人交谈,能看中文书籍,能书写中文,并能写文章。他努力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范礼安再三强调:“到了中国,成为中国人(IN CINA CINESE)。外国传教士应成为本地人,不是叫本地人成为外国人。”利玛窦逐渐知道,中国人所谓学问,不是指自然科学,不是指实用科学,而是孔孟之道。搞实用科学只是雕虫小技,大学问则在熟读四书五经。利玛窦掌握孔孟之道后,佩服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文以载道”。利玛窦心中深处认为道是基督所默示的真理,学汉语学儒学,把它们作为运载工具,借之以宣传福音。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传教士身份,对他来说福传是第一位,其余是运载工具。利玛窦好交友,广交朋友。他用儒家的话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中国人的“文”内容丰富,指文字,指文章,指修养,指人品。以文来交朋友,交朋友为了辅仁,即互相帮助,修德,修仁。|

    一切准备好了,机会也来了。逾几番努力、几次申请、几经周折,终于得到新的两广总督郭应聘的批准,可去肇庆。罗明坚与利玛窦满怀喜悦与希望,于 15839月,立即接受了好心人的建议,打扮成和尚,上船前往。根据利玛窦给欧洲友人的信,我们知道利玛窦一路上心态良好、细心观察。他信上说,一路山明水秀,风景极美,中国人民极为淳朴忠厚。事实上,中国人带着更大的好奇心注意观察前所未见的瘦长个儿,蓝眼睛、高鼻子,剃了光头,穿着僧袍的洋和尚。

    路上经十余日,到肇庆后,他们两人先去拜谒肇庆知府王泮。按当时规定,知府升堂,坐在高处,两名洋和尚被引进衙门,跪拜在地,叩头三次。知府问话道:“你们为什么来我国?”答曰:“我们慕贵帝国的大名而来。”又问:“你们来此究竟想要什么?”答曰:“我们希望在此建造两所小屋。”再问:“为什么要两所?”答曰:“一所为自己居住,一所作为祈祷用。”知府沉思片刻,最后发言:“准予建造。”两位传教士恭敬地献上礼品,王泮欣然接受,然后退堂。

    由于好奇,也为了表示友好,知府亲自领了两名西僧去郊外河滨,指出一块地说道:“准你们在此造屋”。利玛窦亲自制图,监工,落成,知府王泮亲自写了两幅匾额,一方写“仙花寺”挂在堂门上,一方写“西方净土”挂在他们的居所门上。天主教在我国建造的圣堂以寺为名,反映出罗、利两位遵照范礼安的指示,努力使天主教适合中国国情,是使之本土化的尝试。

    “仙花寺”和“西方净土”的大门白天一直开着;想做福传工作,能把大门关着吗?罗、利两人等候客人,肇庆府人口不太多。古时的老百姓没有像我们今天那样有许多娱乐场所,平时无处可消遣,见忽然来了两名外国和尚,这是件破天荒的大新闻,人们奔走相告,都想一见为快。来访客人络绎不绝。两名出家人对来访者不论贫富,不论贵贱,不论老幼,都笑脸相迎。凡有问者,都耐心解说,不厌其烦,还展示给他们携带来的世界地图和地球仪以及圣母像等。人们听到西僧讲一口官话,谈吐风雅,又见他们彬彬有礼、平易近人,都对罗、利两人有好感,其中有瞿太素。利玛窦时年31岁。|

    1585年两广总督奉朝廷之命,着手采办欧洲新奇珍物进贡皇帝,也委托罗明坚神父去澳门代办。不久上述肇庆知府王泮蒙升要职,将北上,特邀罗神父同往浙江省会杭州府。罗神父欣然接受邀请,于15861月偕麦安东(ANTONIUS    DALMEYDA)神父应邀同往。接任的知府郑一麟之父也成为神父们的好友,并邀他们在绍兴宅中下榻,继而接受洗礼。罗、麦两位神父利用这个机会传教。

    罗神父在绍兴工作顺利,先后又去了武汉、桂林等地,一路受到欢迎,却也遭到诬告、驱逐,最后返回肇庆。

    罗、利两位神父感到自己处境很不稳定,所依赖的若干官员又喜怒无常,变化不定,有必要取得朝廷的特准,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才能久留中国。为此需要教宗派遣一个正式的使团晋见明朝皇帝。他们汇报了范礼安监会司铎,他认为罗神父最有资格去罗马述职并完成这项使命。于是罗神父回澳门并于1588年从澳门动身,于1589年安抵葡京。不幸,罗神父因积劳成疾,不久病死于意大利,原定计划未能成功,这时利神父在肇庆建造了一座优美的欧式楼房。

    1587年刘节斋任两广总督。他见到了利玛窦的美丽居所,顿生贪心,把利玛窦赶回澳门,把这欧式楼房占为己有。不久,因怕人告发他贪污,又把利玛窦召回肇庆。但仍不甘心物归原主,建议折价买下,利神父不愿出手,愿迁往别处。利选择了韶州,邻近江西。因吸取教训,利玛窦不再建欧式楼房而用了中式。

    1583年起,利玛窦为了适应中国风格,剃了光头,不留胡子,穿僧服逾十年之久,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又得到友人的忠告,利玛窦感到当时穿僧服的决定并不正确。佛教传入中国已一千三百多年,庙宇遍全国,但和尚并不受人尊敬,更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影响力。中国是个帝国,皇帝至高无上,拥有绝对的权力,然而他深居宫中,数百名嫔妃以及数千计的太监日夜陪着他,往往沉溺于酒色之中。治理国家的机构掌握在一大批官僚和地方上有势力的所谓乡绅(他们往往是退下台的官员和大地主)的手中,这两批人都是口头上信服孔孟之道者,他们自称或被称为儒者或士。要和官员来往,进入士大夫阶层,不能再穿僧服了,必须改穿儒服。要进入上层社会,要得到知识分子认可,非改革不行。利玛窦与后来到中国的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写信向范礼安神父请示,范立即回信批准,今后在中国的传教士蓄头发,留胡子,戴方巾,穿儒服。耶稣会总长及罗马教廷也先后同意。按利玛窦在华28年,11年穿僧服,17年穿儒服。|

     利玛窦在韶州住了6年,他努力研究儒学,向博学之士学习,深入学习中国的经典著作,开始用汉字写书,他的名著《天学实义》在此期间正式脱稿,此书后改名为《天主实义》。1595年初刻于南昌,1604年再刻于北京,1606年再刻于杭州。以后多次再版,先后译成日本文及安南(即今日的越南)文等。

     1594年郭居静神父到韶州,利玛窦决意北上,他的最终目的是去北京见皇帝。他把教务托给了郭,随着去北京的原兵部尚书石星乘船出发。路上遇急流,船沉,利玛窦落水,仅头部露出水面,在急流中又不会游泳,似生返无望。突然他抓到一根缆绳,紧拉攀上而脱险。这时石星改变主意,他深怕把外国人带至首都很可能被弹劾,命利玛窦返回广东。经利玛窦再三恳求而只准他到南京。南京官员不准他居留,勒令他南返。利玛窦只能折回南昌暂住。在韶州认识的名医王继楼大夫闻利玛窦到南昌,即去拜访。王是南昌官员的座上客,即将利玛窦引见他们。利玛窦把所著《西国记法》与《交友论》刻印,分给诸人。按《交友论》1599 年刻于南昌,1603年刻于北京。

      1597年范礼安神父呈报罗马后,任命利玛窦为中国区的会长又派遣龙华民(NICOLAS  LOMBARDI)神父来协助传教,(利玛窦死时任命他为自己的接班人)。范礼安又指示利玛窦去北京长居。利玛窦想以进贡身份赴京朝见皇帝,并筹备了从西洋带来的自鸣钟、三棱镜、油画、圣像等作为贡品。利玛窦得知自己相熟的礼部尚书王忠铭将进京,此人愿代为引见。利玛窦大喜,即与郭居静神父同行北上,他们于75日路经南京,97日到北京。王忠铭原以为自己可以入阁为相,但未能如愿,即离开北京。王所介绍的朝廷大员无心代为引见。利玛窦无可奈何,于15992月回南京住下。|

     利玛窦得王尚书的帮助在南京购得新居。他把各种贡品展示于来访的官员和名士,趁机向客人介绍西洋学术、各国风土人情,又讲解天主教教义。他所绘制的万国舆图更为士大夫赏识。随着南京教务的发展,利玛窦进京之心更热切,终于在1600518日与庞迪我(DIDACO  DE PANTOYA)神父带着贡品由运河北上。行前得到南京礼部所发给的路照。

    船过了济宁来到临清,那里有税关。当时的税官姓马名堂,是个太监。他的贪得无厌是远近闻名的。他闻知神父船上有奇珍异物的贡品,想占为己有。尽管神父们抗议,且有当地官员钟万禄的说情,马仍强行把所有贡品搬到自己船上企图吞没。马堂拿走圣爵杯时,利神父坚持要回,并严辞正告马,这杯是极为神圣的,为神职人员献祭时所用,任何人不可接触。马堂发现贡品中没有金银财宝,又怕事发之后被皇帝治罪,终于731日上疏奏明神父进贡一事,同时把两位神父当作已判决的罪犯押离临清,八天后抵达天津,即把神父关在一所寺庙内,达四个月之久。两位神父饥寒交迫,受尽折磨,1601年元月,万历皇帝突然想起有西洋人进贡自鸣钟一事,即批示马堂让西洋人入京。1601124日两位神父终于踏进了北京城,住在皇宫外的太监宿舍里。当晚挑灯开箱登记贡品,共十六件,有天主像、圣母像、日课经、圣人遗物、万国地图、大小自鸣钟各一,另有西洋琴一架与玻璃镜与玻璃瓶等。事到如此,马堂还想软禁利玛窦,不让他接触官员,也不让他见到皇上。利玛窦等了几天,见毫无动静,就要了纸张笔墨用中文写疏上于万历,万历立即召见了他们。皇帝端坐在御座上,两人跪下,行三跪九叩之礼,并山呼万岁。万历见他们一表人才又按照中国礼节下跪,就赐坐,询问他们来意,万历见他们用流利的官话回答,不卑不亢,龙心大悦,又见大自鸣钟,钟内按时有人跳出来报钟点,又着利玛窦奏琴,琴声悦耳。皇帝先令他们住在宫中教会太监奏琴并操作其它贡品。利玛窦感到身在宫中诸多不便,再三恳求让他迁出皇宫,得到万历恩准,他们就在宣武门东首,购买土地建房。从此利玛窦可长住北京直到1610年去世,达九年之久。|

    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奋斗,历尽千辛万苦,一路上又不知向各种官员叩了多少头,利公终于如愿以偿,定居北京。当他在南昌和南京时,他先为西僧后为西儒的大名,早已传到京都。所以他在宣武门外购买了房屋后,立刻有许多人来拜访,不少是高官或名儒,可说:“往来无白丁”。

    利玛窦一一热忱招待,向他们赠送自己的著作《天学实义》、《交友论》、《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以及《山海舆图》等。

    利玛窦能先后在广东、江西、北京立足,并发展自己的事业——福传工作,且能以西方最新科学成就介绍给中国,主要依靠自己的朋友。利玛窦的朋友太多了,限于篇幅,只能介绍少数几位。

      在广东韶州时,他认识了常熟人瞿太素,讳汝夔,是他劝利玛窦弃僧服改穿儒服的。1599年利玛窦再版《交友论》时,序文是瞿太素所写。方豪神父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提到瞿氏时,说:“瞿太素和利玛窦常出入相偕,极为亲切”。

     历史学家认为天主教早期在中国发展时,有三大柱石,通称为徐李杨,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于1600年在南京初识利玛窦,李之藻与杨廷筠分别在1601年和1602年在北京认识利玛窦。

     徐光启1603年再去南京时,利公已北上,徐在罗如望神父手中领了洗,圣名保禄。1604年他再去北京考试,中进士(年42岁),即在北京再次结识利玛窦。1607年徐父去世,他必须回上海守丧三年。1610年徐回北京,利玛窦已逝世。徐、利相处只三年,但三年中结出了非常丰硕的果实。首先,徐光启信天主之心更深更切,他每天辅弥撒、领圣体、长时间祈祷;其次,他请求利玛窦帮他翻译最新的科学名著,最重要的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光启曾是儒,但热爱科学;见利玛窦所带欧洲科学名著,深恨自己未识外文,由于知道西洋国家在科学方面已走在我国前面,他爱国忧国爱人民,心急如焚,急想率领中国人民迎头赶上去。他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45岁的徐光启于1606年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开始翻译时,利向徐述及“翻译极难,几乎中断”,光启坚称,自己不怕工作,又说:“我见难而避,难就长大;我迎难而上,难自然消微,我必能成功”。他每日下班后,赶到利公寓所,利口述,光启笔录。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俩反复推敲,务求合本书原意,并与杨廷筠、李之藻等质疑辩难,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其稿。|

     1607年春《几何原本》前六卷,即平面几何部分,始告译成,刻印发行。译文正确之至,所创造的数学术语,大部分沿用至今。接着由利公口述,由光启笔记,合译了《陆地测量的测量法仪》,此书介绍平面三角术和球面三角术,引述了许多新公式。徐光启丧父回上海后,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浑盖通宪》三书。上世纪初,大文学家、政治家梁启超称赞徐的译文“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李之藻,浙江仁和人(明朝时代杭州分仁和、钱塘两县),1565年生,小利玛窦13岁,小光启3岁。他1598年中进士,早徐6年;李死于1630年,享年66岁;徐死于1633年,享年71岁。

    李之藻所学很广:天文、地理、军事、水利、音乐、数学、哲学、宗教无不研究,据杨廷筠记,利公曾说过:“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先二人耳!”可见利公对李之赏识。李与利之交游与合作略长于徐,李氏深知利公。

    1613年,李之藻在《同文算指前编》中自作序说:“至于缘数寻理,载在《几何》本本元元,具存有‘实义’诸书。如第谓艺数云尔,则非利公九万里来苦心也。”

     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大意为:关于求得数学和自然规律,则已记在《几何原本》这书内;关于人生的大问题,其答案,则在《天学实义》这本书中可找到。如果说利玛窦只求讲科技,那就不是利公奔走了九万里来我国苦心追求的目的。|

      在李之藻的心目中,利公首先是传教士,宣传基督于中国,才是利公苦心追求的第一目的。可以说:“对利公而言,福传是第一位,介绍西学是第二位。”介绍西方科学实际是利公的敲门砖,是福传的方法或工具。利公交李、徐为友,因为利公奉行“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准则。徐光启与李之藻等与利公交游。初始阶段因为他们佩服利公的人格与学问,深交后认识基督。他们两人领洗入教时,已过不惑之年;他们是儒,是名儒,是大儒,他们不抛弃儒家学说,而是要补儒。他们认为“儒学高深,培育出高尚之人”,但他们一直认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谈何容易,孔子指出方向,却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即人与天之关系,没有提供达到目的的力量与方法。而天主教则告诉我们:“天,天主是爱”,而且提供七件圣事,赏赐恩宠,使人能够以此达到成圣的目的;所以他们常说天主教可以补儒。

    因为徐、李是真儒,所以忧国忧民。当时中国百姓贫困,国势日弱。他们深知民富国才能强,从来没有听说,民穷而国能强的。要民富必须科技进步。在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强邻压境之时,必须提高人民的素质,必须学习西方较我们先进的科学。他们多次上疏皇帝,必须把西方科学介绍进来并加以普及。徐、李心中爱教爱国相辅相成,两者同居首位,参阅李氏给皇帝之信,就知道徐、李的用心。

      李之藻给皇帝上疏的原文很长又为文言文,现在仅摘录一段,如下:

“伏见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诸人带有许多书……不单有历术,还有水法之书,机巧绝伦,用之灌田,帮助运输,可以得到大益…… 又有测望之书,能测出山岳江河远近高深……有仪象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有日轨之书,能立表于地,刻定二十四气之影线;能立表于墙面,随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节气,种种制造不同,皆与天合;有《万国图志》之书,能载各国风俗山川险夷远近;有医理之书,能论人身形体血脉之故,与其医治之方;有乐器之书……请皇帝下令礼部,赶快设立一个翻译局,把所有利的书译出,逐渐推广……”

    可见李氏有宏伟的计划,但皇帝看到李的奏疏,只批了“知道了”,没有下文,也就是说不予采纳。|

 

    利公终于如愿以偿,到了明朝的首都北京。他带着欢乐感恩之心全身投入繁忙的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传教,他要广交朋友;因利公享有盛名,达官名士都想拜访他,以认识利公为荣。他要保持与皇帝的关系,皇帝的优待是中国教会的保护伞。正由于利公在北京得到皇帝的照顾及高官名儒的支持,地方上的传教士得以自由传教,不受或少受干扰;即使有困难也易解决。他在这方面做得出色,导致有许多人想入教。

    他不断和欧洲友人通信,由于他的介绍,西方才正式、系统地了解中国。在欧洲,他被称为最大的汉学家,在中国则被尊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是一名耶稣会士,凡重要事项,他应向罗马请示汇报;即使事急,他临时应对后,事后仍向罗马汇报。当时交通不方便,没有正式邮政通道,邮件经商船绕南非而到意大利,信件或遭途中遗失,否则也往往三年后才收到回信。这是有电脑有手机的现代人不能想像的。

    他又奉命写《中国传教史》,这是一项大任务。此外,他还得校正他所译的拉丁文版的儒家经典《四书》。每天下午,他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等名著。他的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效果之佳,绝对超出常人。上世纪四十年代,意大利耶稣会士德礼贤神父出版的利公全集(八开本),厚厚的,好几大册。另外,他作为神父每天要作默想、做弥撒、念日课、念玫瑰经、作省察等,这些神业,至少也得用三个半小时。|

 

 

    人不是铁打的,日以继夜地工作,利公终于病倒,与世长辞,年仅58岁。临终时任命龙华民为他的继承人,做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

    史载:“利神父病故,礼部奏闻,上震悼。各部大臣,翰苑诸公,暨在京士绅,俱赠赙诣唁。朝中诸公,议请葬地,庞迪我、熊三拔等具疏奏请。帝即使阜城门外腾公栅栏官地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赐给庞迪我等,永远承受,以资筑坟营葬。”

    第二年夏天(1611年)改建工程完成,安葬日期定于111日“诸圣瞻礼日”。皇帝派大员致祭。顺天京兆(相等于今天的北京市长)王应麟是利公的友人,写了碑文。

    在中国历史上,一位外国人死在中国,得皇帝赐田作为墓地实属少见,应是殊荣。利公墓地几经沧桑,保存完好;现成为一个景点,供国内外人士前往凭吊。

     四百年过去了,舆论有时反复。但总的来说,利公一直受人敬仰爱戴,而且赞扬之声不断上升,罗马正在准备他的列品,登上祭台受人恭敬的日子已不远;这是传教士的光荣,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

    利公之所以能留下如此的丰功伟业,追究原由,首先是天主的恩宠,本人的慷慨回应和辛勤劳动。今年我们要比往年更怀念他,遥望天廷,能见利公微笑着向我们说:“饮水不忘掘井人,我的微小成绩应归功于我的良师益友,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他的良师上面已提到,是范礼安神父。是范神父召叫他、支持他、信任他、指引他,面授他传教方针:“到了中国,成为中国人”。为了做成中国人,他经过摸索、探讨、实践;先借佛,后尊儒成了儒。当时争取做中国人,并被接纳为中国人,就必须尊孔。利公熟读四书五经,也钦佩孔子的为人及其学说。他认为孔子不只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伦理导师,而且正是儒学塑造了中国民族。做一个中国人,尊孔是必然的。中国的伦理道德以孝为首,父母之恩终身不忘,为人子应孝,为中国人更应孝,生时孝,死后仍应孝,不忘父母。外国人家中挂有父母遗像,像前放些鲜花,表示孝心。中国老百姓无能力替父母生时绘像,就在他们死后放一牌位,把父母喜爱的食品供在牌前,这是尽孝道的方式。尊重中国人的习俗,不宜妄加阻止。为了自己做中国人,为了使中国教友不做外国人,他允许教徒尊孔祭祖。由于利玛窦遵循良师范神父的教导,天主教得以在中国立足,教友不受人的歧视,天主教被接受,传教士能做福传工作。路线正确了,工作才能顺利。|

 

    利公死后不久,他所奉行的范礼安神父制定的传教路线“到中国做中国人,不能叫中国教徒成为外国人”受到了质疑,最后酿成礼仪之争大问题。意想不到的是,首先挑起者,就是利公亲自指定的接班人龙华民。他怀疑尊孔祭祖是宗教迷信,他又认为学儒、补儒,事倍而功半,不如离开城市去农村,直接向普通老百姓宣传福音。由于利公的威望,追随龙的人不多。不久道明会、方济各会派来传教士,他们不但反对利玛窦的路线,并把耶稣会直接告到罗马。耶稣会总长指示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派代表去罗马解释。耶稣会的代表去罗马向圣部解释了一番,自以为问题已说清楚,自己有理,就回中国。他们大大低估了反对者的执拗精神,这些人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再三上告。

    教宗就派了钦使来中国,他朝见了康熙皇帝,康熙向他说明尊孔祭祖是俗礼,并非宗教;钦使坚持自己的观点。其后,康熙指了匾上的几个大字“正大光明”问使者“识否”,使者说:“不识”;康熙说:“你连中国字都不识,怎么来中国指手画脚?”使者到了南京,悍然宣布了罗马禁令,不准教友再尊孔祭祖。康熙非常震怒,严斥胆敢批评中国习俗的任何外籍人士。他在1715年,在教宗所颁布的敕令上,用红笔点圈,并写上“以后不准任何教士到中国来,以免招致更多麻烦的事”。

    服从教宗禁令的中国教友从此不能向孔子致敬。但在中国,学童入学之前,必须向孔子行礼,否则不准读书识字,成为文盲。凡不尊孔者,被指为对国家不忠。教友却不能在家中安放写上祖宗名字的牌位,更不准向牌位致敬,供上父母喜爱的食品。在众人眼中,教友是极不孝的子孙;当上教友者,就成为不忠不孝、自绝于全体人民者。想识字的,想当官的,已当官者,必须作出最痛苦的抉择。有不少人,放弃了信仰。尚未领洗者在教会大门前止步,不敢进入。利公辛苦培育的幼苗正在成长,已在含苞待放、快要结出丰硕的果实,却让一场严霜打来,立即萎下。

    继康熙为帝的雍正更是严禁天主教,残酷镇压坚持信仰的教徒。中国弱小的教会转到地下。我还记得1931年春,我的父亲去世,四川南路天主堂的本堂神父焦神父(BAUMERT)来我家,见我们弟兄三人跪在父亲的遗像前,告诉我们不能这样,不准跪拜,或把遗像移开。直至1939年,罗马才解除禁令,准许中国教友尊孔祭祖,可惜晚了二百年。

    礼仪之争,使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倒退,使有识之士不敢让天主教本地化。反对利公的一批人得势。中国教会连已用了几十年的“天主”、“父、子及圣神” 等这些最基本的词汇也不敢用了,他们硬说中国语言中没有词可以译出拉丁文“DEUS”、“PATERFILIUSSPIRITUS SANCTUS”的意义,故只能用音译。在他们的主张之下,“DEUS”被译为“陡乌斯”,“PATER”为“罢德肋”,“FILIUS”为“费略”,“SPIRIRUS SANCTUS”为“斯彼利多,三多斯”。我们小时候划十字时念的,不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是“因罢德肋及费略及斯彼利多三多,亚孟”。据反对利公者的说法,用了中文的天主、父、子、圣神等词汇,天主听不懂,念了音译的中国字,天主就能俯听我们的祈祷。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付洗,洗礼就无效。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我们才不用音译的,而用“天主、父、子、圣神”。中国方言有几百种,同一字就有几百种不同的音,我不知道天主在天上听到几百种的呼声,有何感觉?十七世纪初,耶稣会士曾向罗马请求在中国用中文做弥撒,中国神父念中文版的日课,已获得批准,中译本也已完成,礼仪之争后就不敢再用。范、利两公所希望的天主教本地化,用本国语言举行弥撒和圣事,在1964年梵二大公会议后得在普世实行。范、利两公的智慧超前三百六十年。写到这里,我深深地佩服他们。|

    假设者非事实也。我写这篇牧函时,脑中不时升起几个假设。明知这是空想,但仍愿写出来,使教友知道。

    第一个假设:如果利公的领导不是范礼安神父,而是龙华民这样的长上,利公将会怎样呢?利公就不会学汉语,不会成中国人,不会尊孔,不会以耶补儒;他凭个人匹夫之勇,闯入中国境内活动,肯定会被驱逐出境,一事无成,绝不会成为中国宗徒。

    第二个假设:利公没有交上徐光启这样的大儒为友,又将怎样?他不会与人合译西方的科学名著,把最新的科技成就介绍给中国,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流芳百世。

    第三个假设:如果没有礼仪之争,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将是怎样的?我用孔汉斯写的一句话来回答:“那今天西方的游客将在中国的都市中、名山里看到与佛教庙寺一样多的天主教圣堂和隐修院。”

    第四个假设:如果当时皇帝采纳了徐光启、李之藻的建议把西方新科技,拿来并加以普及,中国将成什么样?1860年,日本明治学习西方、实行新政,不用四十年把一个分裂的、落后的、贫穷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军事大国。利玛窦到北京,与徐光启合作,是在十七世纪初,早明治维新260年。如果那时我国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中国不会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我国早已成为头等强国。可惜当时万历皇帝不理朝政,在宫中寻欢作乐又重用奸臣,官员们自上至下,都是贪官污吏,弄得民不聊生,国势日衰;不久明亡,人民遭殃。利公、徐公太超前了。

    四个假设都未成为事实,非利、徐两公的不努力而是双方领导的傲慢、偏见所造成。自古以来傲慢和偏见一直是和谐进步的大敌。领导也好,个人也好,社会也好,教会也好,常应反省、克服,才能有所进步。|

 

    牧函又已写得长了,应作结论了。

    纪念一位圣人,不只是歌颂他,更应效法他。我们效法利公什么呢?

    第一、效法他的信心。利公之所以成为中国宗徒,因为他有坚强的信心,他信仰天主,信仰天主是爱。正因为他信赖天主,所以敢远涉重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国,深入内地,进入首都,就如陷入人海之中。当时中国人口七千余万,他将面对七千万陌生的,甚至有些是敌视的面孔,无朋友、无亲人。当时离开澳门时,他就知道自己已不能后退,只能前进。他仰赖的只是天主、只是祈祷,以及圣神的指示。

    第二、效法他的爱心。他热爱天主,也深爱中国,爱中国人民。外国人尚且如此爱中国、爱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人能不爱自己的祖国,能抛弃自己的文化吗?

    第三、效法利公的尊师爱友。上面说过,利公要是没有他的良师范礼安神父的指示、支持,要是没有瞿太素、徐光启、杨廷筠等诸位益友的辅仁,成不了中国宗徒,成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利公一生尊师爱友,他写的《交友论》告诉我们友谊之宝贵,《交友论》是当时的畅销书。

    中国自古以来有尊师爱友的美德。古人在师字下加一父字,师父师父,指师是父。所以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古人把朋友放在五伦之内,足见友人的重要。常说朋友如手足,好友称“刎颈之交”——为了朋友,愿割下自己的脖子。不知怎的,几十年来尊师爱友的美德逐渐衰微、淡化。有高官提倡把教育事业变成企业,于是教育市场化,老师与学生与学校成为雇佣关系:“我出钱,你教书”成为有些学员的口头语。一切均市场化,交友变交易,社会上需要的是关系而不是友谊。官在任时,门庭若市;官下台后,门可罗雀,这是可悲的现象。我们教友应效法利公尊师爱友,记住“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个交友准则。

    第四、该效法利公的抓住机会。古人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又说机会稍纵即逝;故机会来了,必须抓住。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国际会议上,多次强调机会的重要性,必须珍惜机会,利用好机会。放过机会,实际是犯罪。最近一位法国商人请我共进晚餐,席间他说:“我读书时,神父教训我每天得省察自己不好的思、言、行为。我长大后逐渐疏忽、不作为也是一种罪,我以为它们的危害比一般人所谓的罪更为严重”。我认为这位商人说的很有道理。

    第五、效法利公的好学不倦。利公在年轻时不只学了文、哲、神学,还学了数学、天文、地理、机械、音乐等学科,到中国后派了大用处;到澳门后致力于学汉语,熟读《四书五经》,讲话出口成章;又能写出漂亮的文言文;一般秀才、举人也写不出《天学实义》、《交友论》、《畸人十篇》等大块文章。我希望我们的神父、修女、修士努力学习,终身学习。世界变化太大了,进步太快了,一不努力就落后了,落后就被人轻视,被时代淘汰。切不要把宝贵的时光花在电视机前和电脑上。时间是天主赏赐的元宝,天主将向我们讨账的。

    写到这儿,有人好意向我说:“主教你又写长了;太长了,我们看了记不住。”

    对,那就此搁笔吧。我只送你们一句话,你们只要记住范公给利公的指示:“到中国,成中国人,不要使中国人成为外国人”。这就够了!  阿们!

                                             +  金鲁贤

                                            200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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