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神父、修女、修生、教友；
你们好！
我小时上学，主要是背书，其中许多我还能记得，比如：“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老师解释时说：“一天最主要的是早上时间，必须好好用功；一年最重要的是春天，必须好好规划，抓紧。”一年之计在于春，我国重要的一年一次召开的两会：人大与政协，都在年初召开，两会的工作报告，分两个部分，一是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摆成绩、指缺点；二是规划未来一年的工作、制订政策。
前几天我收到瑞士天主教出版的2011年1月份的“选择”杂志，其中一篇社论是我的好友EMONET神父所写，我用功读了两遍。文中他引用了他人的一段话，给我很大启发，我现把它译成中文：“昨天，我们能根据过去来判断现在，甚至未来……今天我们却应把未来作为出发点……”这句话触动了我，使我沉思了好几天，越想越觉得此话言之有理，现写出来和诸位分享。我无手机、无照相机、无电子计算机，最近又足不出户，属于孤陋寡闻之类，落后于时代，有些问题很可能你们早已知道，早已想过了。
根据过去，判断现在，规划未来，是静止的观点，认为世道不变，世事只是周而复始。我国自夏、商、周以来，四千年以农立国，把人民分成五类：士、农、工、商、兵。放在第一位的是士，士大夫即当官的和知识分子；第二是农民，以下是工人、商人、兵士。农民绑在小块土地上不动，农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即春天耕种、翻田、撒种；夏天不断除草；秋天丰收；冬天把它们储藏起来，年年如此，周而复始，世世不变。农业如此，农民的生活相同。几千年来，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归，那就是太阳升起了，农民就拿起锄头去田里工作；太阳落下了，农民就扛起锄头回家。天天如此，总之，不变。1941年，我被派到河北献县教区张家庄天主堂的哲学院补读一年哲学。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学院，师生中有法籍、意大利籍、西班牙籍、加拿大籍、匈牙利籍以及中国人，中国人除了当地的，还有我们上海去的。当地的同学大抵没有看到过火车。我们过的是欧式生活，有电有自来水、冬天有暖气，吃的是西餐。有时我去农村访问教友，附近没有公路，没有公交车走过，只有土路。交通工具只有家畜拉的平板车，车轮是木制的，外箍是铁圈而不是橡皮的，所有的车子两轮间的距离都相同。累年积月车轮在土路上走出的深沟，称之为辙。中国有句老话“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就是讥讽那些不了解具体情况，凭自己想象去行事的人。关起门来造辆车，再推到路上去试车，不合车辙只能报废。那时我在农村里看到了泥土垒起来的房屋，了解到农民们成年吃粗粮，只有春节才吃上白面粉做的馍，我不禁想：二十世纪了，怎么人民过的生活还像孔子时代呢？二千五百年不变！既然不变，从过去判断现在似乎不会错了。
事实证明错了，世界一直在变，一切在动。以过去判断现在往往是错误的。例子很多。最大的错误是法国人搞的马其诺防线，我们都知道它所造成的损失。上个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敌对双方死伤几千万人，有士兵，有无辜农民。第一次大战和以前一样是平地战，投入的是陆军、步兵，一方采取攻势，另一方守势。为了防守，士兵挖一人深的战壕，壕沟前高堆沙袋用以挡住敌方的子弹。人站在沟内，躲在沙袋后，敌人冲来就端起枪来射击敌人。第一次大战的四年战争，最著名也最残酷的战场在法国的凡尔登附近，德国王储亲自指挥，集中兵力，先以大炮猛轰法军，然后一声令下，指挥官身先士兵，扑向法军，一阵扫射，德军死亡很多，但仍猛勇前进，踏着尸体继续前进，真是前仆后继。有时见死伤太重，只得收军，以待增援到来，再组织进攻。有时攻下法军防线，法军退守第二防线，伺机反攻。这场拉锯战持续几年，德军始终不能突破法军防线。法军的指挥长官名贝当，舆论称之为抗德大英雄，立下大功后封为元帅，第一次大战以法方为胜利者结束。
战时的军官立了功，大抵晋升了。其中名马其诺者后来成为法国的国防部长。他认为战争实际上是壕沟战。他认为德法是世仇，德国一定要复仇，早晚法德还得打一仗，必须有所准备。在他脑子里，下次战事必定仍是壕沟战。他就在德法边境筑一个高级壕沟。上次战时壕沟很简陋，临时掘的，一人深，露天的壕沟，士兵长年累月蹲在里面极艰辛，风吹雨打：北风吹，雪花飘时，士兵冻得发抖；夏天酷热，太阳灼得全身冒汗，又不能洗澡；大雨倾盆时，身淋雨中，无法躲开。马其诺等人体恤士兵，新造的马其诺防线用钢骨水泥，沟上有顶，子弹穿不透，炮弹炸不开，防线内有高级设备，卫生间、餐厅、放映室、休息室应有尽有。防线内设有轻轨，把全线连接起来，方便运输军火，给养也有保障。线内满布重量级的大炮，由于判断敌人只有从东方来，大炮都固定，炮口都对准东方，西方是自己领土，再西是大西洋，用不到把炮口对向西方。当时法国领导认为有此防线可以高枕无忧了，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认为这条倾全国之力建造的防线保卫不了祖国。比如少将戴高乐，他写文章说未来战争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式，必须创新造大量飞机，建立机械师团等，但他人微言轻，他只是一个副师级干部而已，当权者没有理睬他。最近我看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说的一句话：“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是多数人应服从少数人！”这话说得真好。
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对波兰宣战，瓜分波兰，法国与波兰是同盟国，即与德国宣战。法国政府下总动员令，把大部分军队驻入马其诺防线内。马其诺防线筑在法德边界上，往北去法国与比利时接壤，因为比利时是中立国而且世世代代与法国友好，马其诺防线到此为止，没有往北推进。战争初期，德国不攻法国，西线无战事。法军呆在马其诺豪华壕沟内，无战可打，无事可做，闲得发慌而抱怨说：这是场无聊的战争。1940年6月，希特勒突然下令把东线精锐军队，掉过头来扑向比利时，占领比利时后立即向法国挺进：上千架飞机乱轰，下面机械部队勇猛前进。这一战法国措手不及，勉强应对，节节败退，很快德军进入巴黎，立即挥师南下，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马其诺腹背方向进攻，马其诺一切设施都指向东部，没有想到德军从背后抄来，无法应战，一百五十万精兵全部落入德军手中成为俘虏。马其诺将军原以为，以他的杰作，马其诺防线可保法国安全百年而流芳百世，却由于只知过去不知未来，反而遗臭万年。
这时法国政府全体出逃辞职，请抗德老英雄贝当元帅出山，收拾残局。贝当见到军队精兵已被俘，残军又溃散，认为法国失败已成定局，无法挽救，只得投降成为法奸。凭着过去来治理现在，规划未来，会导致错误、损失。马其诺防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对法国人来说，教训是沉重的。
再举一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众所周知，世界基本上分成两个阵容，一个以美国为首，一个以苏联为首。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在明争暗斗，美国本土自身从未受过战争的破坏，经济结构平衡，国强民富。苏联却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但由于历代领导重点抓重工业，抓军火生产，核弹虽稍稍落后于美国，航空技术却超过美国，第一个送人上太空。我们看来，两方势均力敌。美国里根总统上台，谋士们献计说，要胜过苏联，必须大力扩张军备，研制新式武器，我们有足够的财力支持这方面的竞赛。我们这样做，苏联必将倾全国之力，企图追赶我们，但他们底子较薄，经济结构失衡，他们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不把改善人民生活作重点，两方竞赛，日子久了，他们无力以继，我们仍然强壮，他们必将失败。不出谋士预料，几年后苏联解体。凭经验，治理现在，令人失败，多一旁证。写到这里，我不禁赞颂我国领导的英明。他们没有用“凡是”来治国，而是锐意纠左，重视改善民生，大力提倡创新，稳妥推进体制改革。各行各业都在与时俱进，在今天国际激烈竞争之中，我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人民幸甚。
实际，根据未来判断现在，身边的例子很多，何必去外国寻找呢？比如象棋，我国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会下，当然棋术有高低之分，一般棋手，你下一棋，他立即回棋，这是根据过去，判断现在。高手一般不立即回手，手中拿着棋子思索，人称举棋不定，他思索看对手将下什么棋，不只看一步，要看下两步、下三步，再决定自己下什么。这是根据未来判断现在，看得越远越高明，越有胜利的把握。
上面是我牧函的引言，写得太长了。我的注意力放在我们天主教上。
天主教起源于巴勒斯坦，这块弹丸小地，尽管遭到当局全力反对，仍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传播于地中海两岸，接着使整个欧洲及西亚皈依基督，以后又传到北非洲，东亚和南北两美洲，总的发展过程是可观的。但实事求是地说也有失误，坐失良机的方面。
天主教长期扎根于农村。天主教主要信徒是农民，整个欧洲教堂密布于各个小村小镇，村镇都以教堂为中心。教堂既是恭敬天主的圣地，又是村民们相互联系的社交场所。堂的西侧往往有一学校，东侧则是公墓，婴儿出生，父母抱之去圣堂领洗，小儿长大后就送他们去教堂旁的学校念书，大了在教堂结婚，死后埋在教堂旁的公墓内。主日教徒参与了弥撒顺便去父母墓前献花祈祷。这样代代相传一千多年不变，教堂乃教友之家。意大利文DOMO一词既指家，也指教堂。
然而世界会变，不断在变，人们尚不知不觉，却变了。有时却会快变，蒸汽机发明以后，工业革新，大地主变大资本家，资本家在城市郊区盖起工厂，大量制作商品，吸引了农村青年和强劳动力弃农去工厂当工人，工厂建设在离市中心远的郊区，工人住在资本家盖的简陋宿舍里，农村的本堂看着教友离乡背井外出打工感到无奈，不去追问，不去了解，不去关心；城市本堂神父坚守自己的阵地，不去照顾不属于他的管辖区的外来工，于是工人们成为无牧之羊。资本家唯利是图只顾赚钱，尽力剥削工人，工人每天劳动十小时，十二小时，生了小孩无精力管教照顾，小孩得不到呵护，长大了又无钱进学校，流落在街头，略微长大为了帮助父母，去工厂当童工。教会不存在于工人中间，但酒店、妓院、赌场却应运而生，他们把工人们赚得的薄薄工资骗走，工人们成为赤贫。初阶段他们不会团结斗争，又没有工会指导帮助，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工人们仇恨资本家，仇恨贵族也渐渐仇恨教会，教会当局只看过去不看变化，忽视了新兴的工人阶级，失去了大批信徒。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一批年轻司铎对工人怀有爱心，也看到了工人的力量，立志为工人服务，把工人争取过来。他们认为不能说空话，必须有行动，他们下工厂当工人，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工人们打成一片，也和工人一起上街游行，向资本家斗争，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利，这就触犯了资本家。他们就向主教们施加压力，说司铎们当工人失去司铎们的身份，他们上街游行更是投向共产党，参加政治活动，为共产党助长声势。有些主教，比如当时巴黎大主教支持工人司铎运动，资本家就组织起来向庇护十二世教宗上书请他下令禁止司铎下工厂当工人，庇护十二世即下令扼杀了这项运动，令有识之士感叹万分，相当大部分教会领导的作风是静止的不是动态的，往往凭过去，判断现在，不是看未来而判断现在，于是丧失良机。当知道：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呀！
再说一件事，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发生了司铎们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性侵犯的事件，媒体大加宣传，对教会口诛笔伐，谴责教会，甚至有人要把教宗诉之法庭等。这类罪行自古有之，教会把它作为一般犯第六诫的大罪，不够重视，往往告知被害者不要声张，把犯罪的司铎调往他地工作，以此掩盖丑闻。过去的当局忘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劣迹的司铎，去了新地点，仍犯同样的罪。教会沿用老法处理现在的问题，殊不知社会在变，世界在变，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一切在变。猥亵儿童的罪行在今人眼中已不是一般的罪行，而是极严重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绳之于法，使其不再侵犯其他青少年。教会没有与时俱进，受到广大舆论的压力后，才知道公怒难平，才出台新的处理办法，但晚了，很被动了，受到巨大的损害。
现在来说说上海教区，1951年教区遵守上海军管会的命令向政府详细登记财产，共有大小圣堂三百九十余所，（不包括崇明岛），当时交通不便，我幼年时回老家，浦东没有汽车，没有人力车，只有独轮车，所以每隔三、五里就有一所教堂。文革时期全部没收挪为他用，三中全会后，政府拨乱反正，重新落实宗教政策，恢复宗教活动，归还教堂。1982年我回上海时，教区已有五所教堂，1988年张家树主教去世时，开放的教堂已有三十所，我接任后，仍致力于重建教堂，今有一百四十八所，由于交通发达，已完全够用。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去德国访问时，特去ROTTENBURG教区拜会WALTER KASPER主教（他后去罗马，为宗座合一委员会主任，升为枢机，今已荣休），他和我会谈时，对我说：“金主教，您办事业，我支持；您要建造圣堂，我分文不给。”我说：“对我们中国教会来说，修建圣堂是头等大事。”他说：“现在我们德国教会，所有教区都在变卖教堂，圣堂少了，进堂教友少了，教区都在收缩，不出三十或四十年，您们也将卖教堂，既然不久将出售，何必今天盖呀？”我说：“我们中国教会决不会卖圣堂。”这位主教很固执，他对上海教区的事业，修院、光启社、光启培训中心都捐了钱，对盖教堂就是分文不给。我们那次谈话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过了20年。从前年起我有些担忧，深怕那位主教的话，也会用于我国。
去年邢主教交给我2009年教区各堂口行施圣事账，说老实话，这账单没有给我带来喜乐，只带来了忧虑。整个教区领洗者1641人，死亡者1038人，说明教区只增加603位新教友，我们教区有83位神父，平均每位神父一年才为天主贡献新基督徒20位，诸位想想这是喜讯吗？这就是上海教区福传的成果。我看了细账，发现一个堂区本堂神父整个一年，没有付过洗。耶稣那时向门徒们说：“往训万民，给他们付洗”，宗徒们走到天涯海角宣传福音为人授洗。我想这位神父一年干了些什么？他守住几所圣堂不传福音，不劝人入教，他有病吗？但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老实填表，没有虚报。1945年上海教区教友（不包括崇明）为十万，六十二年过去了，先后出生了三代人，今日仍只十余万。1949年基督教在上海二万多，现已二十多万，我们大家得检讨吧？
今天我收到教区负责修堂的吴高森神父的报告，2010年上海教区用于修堂的费用，占教区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诸位，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我不反对造新堂，但投入应与用途相配不是吗？有的神父向我说：“有些新盖的圣堂，他一月只去一到二次献弥撒，其余日子教堂是空关着。”其实，神父在时大抵是门虽设而常关。神父早上做完弥撒，退到自己房间内，关门不接见教友，有些教友心中有苦，想向天主倾诉，堂门紧紧关着；有些好奇人士想参观了解一下天主教，叩门求进，无人开门。耶稣在世时亲自去各处宣传福音，我们司铎为第二基督，我们不关心福传，难道不怕将来基督不承认我们？
我虚岁已九十又六，随时准备天主召叫我，私审判时天主将说：“我给了你好多元宝，其中包括长寿与杰出的助手以及良好的工作条件，你报上你的成绩吧！”也许我将说：“主呀！我盖了好多圣堂。”天主会打断我的话说：“这是次要的，我要的并不是钢骨水泥修成的物质建筑，我要的是人，活生生的人，他们是我的子女，他们是新的耶路撒冷。你劝了多少人皈依我的圣子，你为穷人服务了吗？穷人才是我的代表，我赏赐你过富裕的生活，你想到无家可归、有病无处就医，想上学而不能付学费的穷人了吗？依我看来，你称不上一个合格的管家。”我听了无言可对，感到无地自容。
今年年初，教区几位总铎开了一个教务会议，讨论教区一年中应做的大事。“一年之计在于春呀？”会后艾副主教把开会的总结报告交给了我，共二份，一份是一年中应修的房屋。另一份与教务无关，不必提它。这次重要的年初会议只字未提如何在新的一年中开展福传工作。看后，我向天主作了检讨，我没有领导好天主托给我的司铎，因此他们关心的仍是属世的一切而不是属神的一切。他们没有注意未来，只注意现在。
时代变了，政策变了，政府提倡发展城镇，要农村也城镇化，上海快速响应，上海约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极少部分是农村，已城乡一片，再过二十年也许上海没有了农村，没有了务农的工人，现在留在农村的人，只是些老、弱、病、残。将来呢？农村户口会消失吗？农民流入市区、镇区这是大趋势。
田愿想神父向我说：“上海有许多温州人在打工，其中有天主教教友，有些人主动找他，教友找神父真是好现象。”田神父又说：“据他所知上海温州教友最少有一千五百人。找他的约五百人，只是少数。”我想温州有那么多教友来上海，那么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河北、河南、四川、贵州来的，有多少人呢？在上海的外来工约有五百万之多，如果说其中百分之一是教友，就是五万；如果说百分之二，就有十万。等于上海多了十万弟兄。在市区、在镇区工作的神父们，你们应高兴，天主交给你们那么多的羊群，应当感谢天主。那么，不要只顾上海的老教友，自己应把部分精力放在外来工身上。应组织教友去寻找，照顾这些新弟兄，领他们来教堂。春节就到，请他们与你们分享快乐，大多数可能已回家探亲，过了元宵节他们会回来，不能让他们有被教会遗忘，遗弃的感觉，让他们亲身体会到教会确实是一家，教友确实是兄弟姐妹。
马达钦神父来见我，交谈中他说道，“创业不易，守成也不易，如要守成，必须创新。”要保过去的成就，必须着眼于未来，才能做好现在的工作。
与时俱进，眼望未来，就是我这篇文章的主题。
春节到了，我敬向诸位祝贺：
新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福传有成，羊群大增，主宠日隆！
上上海教区主教 金鲁贤2011年春节前夕